沪深配资谁是特朗普身边的以色列代理人？愤怒的MAGA正在发起舆论追杀

39年前，当时还是参议员的拜登在一次演讲中解释了美国为何要坚定地支持以色列。他将以色列与位于北约东翼的希腊、土耳其相比较，并认为以色列比它们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数十年来，以色列的确扮演了美国撬动中东各国的关键支点，是美军在中东地区不沉的航母。但是，美国为了维持全球影响力，在其他地区也经营了许多类似的战略支点（日本、英国）。而与它们相比，以色列的角色显然已经超出了棋子的范围。尤其是在本次巴以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在局部利益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但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几乎总是能够倒逼白宫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进行决策。以色列在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严重依赖美国的支持。按理说，白宫在影响以色列政府决策方面并不缺乏工具。但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在约束内塔尼亚胡方面均表现得极为无力。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虽然屡次宣称亚太地区存在着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但是美国对该地区的盟友不仅没有尽心扶持，还经常胁迫它们为美国的利益出血。这种偏差已经很难再用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价值来解释。长期以来，美国民间流行着一些传闻来解释这种偏差，但由于缺少权威性的证据，经常被斥为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不过，随着近期美以在战略利益上的分歧加剧，更多有价值的高层次消息开始有意或无意地被泄露出来。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内部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加，也让相关话题逐渐摆脱了阴谋论的范围，让我们对于“以色列如何操控美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高层渗透 2025年2月23日，美国最强大的游说团体，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AIPAC ）在华盛顿召开了年度政策峰会。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会场上焦虑的气氛更加浓厚。为了防止反种族灭绝抗议者的袭击，与会者在离开居住的酒店时并没有像之前那样骄傲地佩戴好委员会的徽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主旨演讲。但除了开始的少数环节，峰会的内容对外严格保密。然而，峰会结束后不久，一段委员会新任首席执行官埃利奥特·布兰特的谈话，以及参会者凭借记忆写下的文字摘要，仍然泄露了出来。于是，人们得以窥见以色列游说集团如何渗透和操控特朗普政府的冰山一角。或许是为了展示实力和提振信心，布兰特解释了他的组织如何将特朗普身边的高级官员培养成亲以色列的人员。布兰特提到了三个重量级人物，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Rubio），前国家安全局局长，曾担任特朗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迈克·沃尔兹（MikeWaltz），以及曾被提名驻联合国大使的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Stefanik）。这三人都曾在议会任职，对特朗普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布兰特表示，通过大量的政治献金，委员会的关键领导人已经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并通过他们接触白宫内部的国家安全机密。实际上，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AIPAC ）在历史上就爆发过间谍丑闻。 2004年，联邦调查局（FBI）逮捕了五角大楼研究员拉里·富兰克林（LarryFranklin），他曾向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AIPAC ）的两名雇员提供与伊朗有关的机密文件。同年12月，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了委员会的办公室，缴获了前任CEO霍华德·科尔（HowardKohr）的一台电脑。不过，事件的结果仅仅是两名雇员被开除，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提供竞选资金，渗透国会议员，是以色列游说集团最常用的手段之一。肯塔基州众议员托马斯·马西(ThomasMassie)曾经调侃式地抱怨过，每位国会议员都应向“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汇报。本次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的讲话，为这句话提供了一部分实证。同时，委员会还跟华盛顿的部分资深技术官僚建立起了深度联系。与布兰特一同参加小组讨论的达娜·斯特鲁尔（DanaStroul），曾在拜登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中东事务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参与制定了几乎所有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政策。如今，斯特鲁尔（DanaStroul）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该研究所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出资赞助的一家新保守主义智库。新保守主义与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有着密切的关系，曾经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推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时，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Ratcliffe）也被揭露是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很早之间就接触的潜力候选人，而且委员会没有想到他能担任中情局局长，算是意外收获。与之前市面上流传的“阴谋论”相比，这些泄露信息的内容本身并没有太惊悚的地方。但重要的是，这是从以色列游说集团高层直接得到的实证，会进一步引发美国人对以色列干涉美国国家安全决策的质疑。并且，如此等级的信息泄露说明与以色列合作的美国政客中有人出现了动摇。华盛顿政策峰会召开后不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沃尔兹（MikeWaltz）还被媒体揭露绕开特朗普私下与内塔尼亚胡谈论袭击伊朗的计划，后因“群聊泄密门”事件被解雇。这对内塔尼亚胡影响特朗普政府的能力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不过，以色列操控美国高层的手段不仅于此。 2.摩萨德行动 2025年2月27日，特朗普宣布兑现选举承诺，下令美国司法部解密关于爱泼斯坦案的机密文件，其中包括了写满美国权贵名字的“联络簿”。但是，文件公布后，人们才发现公布出来的220多页文件中，有大约100页被大段涂黑，甚至有多页被整体涂黑，其展示的内容还不如早就被泄露出来的“网络谣言版”。不过，本次文件解密仍然有一定的意义。“网络谣言版”曾经被主流媒体斥为阴谋论，是民粹主义为了指责精英道德败坏、相互勾结而编织出来的幻想。但是，将官方解密文件与“网络谣言版”交叉对比之后，会发现两者在关键信息片段上高度一致，印证了后者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同时，特朗普解密文件被大范围涂黑，再次激起了人们对于爱泼斯坦案的另一个猜测：该案件实际上是摩萨德对美国政治高层实施的一次大规模性勒索行动。爱泼斯坦经营着一个庞大的性交易网络，其中涉及美西方世界的众多政要、商业精英、甚至皇室成员。爱泼斯特名下的许多房产，例如他的私人岛屿“小圣詹姆斯”和曼哈顿的豪宅都安装了隐藏摄像头。这表明他正在收集访客的影像资料。退役以色列情报官员阿里·本-梅纳什公开声称，爱泼斯坦和他的女友吉丝琳·麦克斯韦尔一起经营了一个受摩萨德支持的性勒索网络，旨在收集世界各国政要的黑材料，以确保他们遵守以色列的利益。照片和飞行记录证实了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与爱泼斯坦有频繁的联系。爱泼斯坦还投资了包括卡拜恩在内的以色列网络情报公司。当然，从法律上讲，这些证据都是所谓的“间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爱泼斯坦本人与以色列情报部门有直接的情报合作。不过，这一类直接证据除非有国家级别的力量进行全面调查，普通人根本无法获取。这也让该案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关系，仍然停留在“阴谋论”的范围。不过，历史上，美国的确发现了明确的证据表明，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经将搜集“黑材料”的策略融入到了更广泛的情报和外交战略中。 21世纪初，美国情报官员就发现，几家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公司拥有深入美国电信网络的访问权限，能够拦截国会议员、美国情报机构与商界精英的机密通话。这些人在讨论敏感话题时，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监听和录音。以色列对美国高层官员的威胁，又反过来增强了其开展情报行动的能力，使得美国无法全面打击以色列的情报行动。 1985年，美国海军的一名民事情报分析员乔纳森·波拉德，被发现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向其提供了数千份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事件曝光后，以色列不仅没有避讳，还于1998年公开授予了波拉德公民身份。如今，波拉德和他妻子已经搬到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定居。以色列特工长时间、有意识地搜集美国官员黑材料的行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亲以色列人士不仅能广泛地影响美国的政坛高层、商界领袖和军方官员，以确保以色列获得持续的政治、财政和军事支持，还严重地削弱了美国情报机构反制以色列行动的能力。这导致相关案件经常不了了之，难以深入调查，最终只能以“阴谋论”的形式在民间传播。但是，这对以色列来说也并非全然无害。当美以两国逐渐出现战略利益分歧，这些经久不散的“阴谋论”就会开始发酵，在民众里酝酿出极端敌对的情绪。 3.舆论追杀 6月18日，前福克斯主持人，MAGA民间意见领袖塔克·卡尔森（TuckerCarlson）发布了一段与美国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Cruz）的对话视频。视频中，克鲁兹强烈支持美国与以色列联合攻击伊朗甚至实现政权更迭，但是面对卡尔森询问伊朗有多少人口等基础信息，克鲁兹表现得一无所知。一位美国参议员对于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国家竟然抱有如此大的恶意，显然背后有着特殊的理由。科鲁兹遭到卡尔森“羞辱”的这一段视频，被当作其已经受到以色列控制的证据，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持续发酵。MAGA派系开始挖掘特德·克鲁兹（TedCruz）周围的人员，追溯他为什么会沦为以色列的“猎物”。最终，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克鲁兹身边的政策和传播高级顾问，一名自称“美国参议院以色列首席捍卫者”的高级幕僚奥姆里·塞伦（OmriCeren）身上。根据挖掘出来的信息，塞伦出生在以色列，在成为参议员的幕僚之前，曾担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色列计划”（TheIsraelProject）的新闻总监，自2015年以来就明确投身于反对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事业。 MAGA们相信这位就是潜伏在科鲁兹参议员身边，对其施加影响的以色列代理人。美国民众对以色列长期操纵政府高层，绑架美国政策积攒的不满，已经转化成了一项民间自发追踪、曝光美国内部亲以色列势力的运动。特朗普身边对以色列不满的MAGA派系官员也参与到了这一活动。他们与民间MAGA配合，通过透露白宫的内幕消息，揭露围绕在特朗普四周的“奸臣”，并对其展开舆论追杀。例如，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和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库里拉，被认为是本次怂恿特朗普攻击伊朗的罪魁祸首。 MAGA派系的官员还将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称为“摩萨德的速记员”，嘲讽他只是以色列情报的搬运工。特朗普非常重视网络舆论，是重度的社交媒体用户。这些言论自然也会通过网络，对特朗普产生影响甚至压力。 6月24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伊以停火的消息，并敦促双方不要违反。不久后，以色列以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命令战机升空，对伊朗进行再次打击。特朗普得知消息后罕见地在记者面前公开飙脏话，发泄对以色列的不满，随后还在社交媒体上命令以色列的战机立即撤回。显然，特朗普也要在选民基本盘面前维持强势总统的形象。民主党方面，美国的左翼政治团队对以色列的不满也在日益积累，只是出于不同的理由。自巴以冲突开始以来，民主党内部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从未停止。但是，这类活动往往是由党内尚未掌权的年轻派发起，受到了建制派的强力压制，一直未能转化成实际的政策或者行动。整体上看，以色列极为擅长拉拢高层、操纵精英的做法虽然在之前表现出了极佳的效果，但是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这种“重投入、精英化”的操控模式已经开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如今的时代，舆论节点是分散化，而且数量众多，很难再通过影响少数精英以及几家大型新闻机构就能掌控全盘。面对现在庞大的去中心化网络，即使以色列愿意主动转变，想攻克动辄数以万计的舆论节点，经济上也根本不划算，非常不利于“小族临大国”式的控制模式。当以色列耗尽此前积攒的精英红利之后，那个以弹丸之国令一个超级霸主对之言听计从的奇迹，或许将成为永远的过去。